本文授权转自自“英国那些事儿”
周五， 一个人的去世轰动了美国。
白宫降半旗半旗志哀。
大晚上，成千上万人自发来到美国最高法院的门口哀悼。
她去世的消息传出，11分钟，推特上就出现561万条的NO NO NO!
她就是美国第二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
因转移性胰腺癌并发症，金斯伯格于周五去世。
身高只有1.5米左右，体重不足45公斤的她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力。
1999年，她得了大肠癌，10年后又得了早期胰腺癌，2014年心脏出现问题，在右冠状动脉中植入了支架。2018年，她摔倒3根肋骨骨折，在骨折扫描的时候，又发现其中一个肺里有两个小型肿瘤。
接二连三的病魔不但没有打倒她，还让她越来越坚强。
她请了健身教练，每周都去锻炼，一口气能做20个俯卧撑。
今年7月，她突然宣布癌症复发，
美国无数人暗自祈祷她挺过去，但这一次，没有等来奇迹。
之所以大家这么关注她，因为她一直不是为自己而战！
金斯伯格1933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父亲是第一代移民，母亲勉强算第二代移民，他们家拥有两家小店，生活从来没有太宽裕。
因为姐姐早逝，所以金斯伯格相当于是家中独子。
金斯伯格的母亲从小志向远大，但她读完高中就被家人送到制衣厂上班，赚钱来供哥哥读康奈尔大学。
母亲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很有人生智慧。
她交给女儿两句话：成为淑女（不要让无谓的愤怒占据心灵），
保持独立（如果能遇见白马王子很好，但必须学会独立生活）。
金斯伯格和母亲非常亲近，但母亲在她高一那年就患上癌症，努力撑到女儿读完高中，在女儿毕业典礼前一天，还是离开了人世。
母亲离世后，金斯伯格就一个人带着她梦想继续往前。
她靠奖学金进入康奈尔大学读书，在第一年，就认识了一生挚爱，当时2年级的Martin Ginsburg。
17岁金斯伯格被眼前这个男孩吸引，因为”他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在乎我有脑子的男孩。“
对待女性，他的态度也非常平等。
从他们相遇那天，他就坚信，一个女人，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女性，她的工作都和男人们的同样重要。
他们心灵契合，所以，在她大三那年，两人就订婚，一毕业就结婚了。
虽然在爱情和学业上金斯伯格都进展顺利。
但就连她这么优秀的女性，也不免因为女性的身份受到歧视。
康奈尔毕业后，因为丈夫征召入伍，金斯伯格也迁居到他的服役地，俄克拉荷马州的劳顿。
在这期间，她在当地的社会保障部门找了份补助审查员的工作，在政府部门的级别是5级。
然而，当她告知人事部自己怀孕的消息后，她的工作就立马被撤销了。人事部的理由是“孕妇无法出差接受必要的培训”。
最后，她成了一名文书打字员，级别只有2级。
在那时候，她也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大概职场就是这样的吧。”
Martin退伍后，两人双双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但在这样的高等学府，对女性的歧视依然非常严重。
当时，金斯伯格所在的法学院没有一名女性教员，552个学生里，只有9个女生。
在进入哈佛的第一年，院长就约了法学院的9个女生去吃饭，饭桌上一个个拷问：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够格可以占一个男生的名额？
金斯伯格结结巴巴说出自己的回答：因为我丈夫要成为一名律师，我希望能理解他的工作。
在哈佛的最后一年，因为丈夫得到一个纽约的工作，为了能跟他在一起，金斯伯格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不管在哪个大学，金斯伯格都是明星学生，她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成为两个大学法学研究期刊编辑的女性（Harvard Law Review & Columbia Law Review）。
最后，她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
当时的哈佛法学院教授（后来成为哈佛法学院院长）Albert Sacks非常欣赏她，特地为她写了一封推荐信，向大法官Felix Frankfurter推荐她成为法官助理。
“这位女士极其沉着冷静，” “她的思想和人品对你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法官助理。”
但这位大法官从来不雇佣女性，他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给金斯伯格。
就这样，即便成绩顶尖，还握有教授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信。
金斯伯格也没能在纽约律所找到工作。
后来，在她导师强烈的要求，甚至是”你拒绝她，以后我再也不给你推荐实习生“的威胁下，联邦地区法官Edmund L. Palmieri才同意让金斯伯格来自己这当了两年的助理。
两年后，金斯伯格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成了一名研究助理，开始一个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是比较各国的民事诉讼程序，金斯伯格被指定去研究瑞典的。
为了研究，她就去瑞典住了一趟。
去了她就发现在瑞典，男女明显平等很多，法学院20-25%的学生是女生，一名她研究结交的教授怀孕8个月了还在工作。
在这里，女性的想法是：“我们不应该再一遍又一遍讨论女性的两种角色。男人和女人都只有一个角色，那就是做人。”
瑞典之行不仅让她产出大量高质量的文章和书籍，还让她看到了另一种社会运行方式。
想为女性争取权利的火苗在她心中冒出。
于是，
从瑞典回来后，她一边教书，一边成了美国人权联盟女权部的创始人，当志愿者，帮忙打歧视官司。
在进入美国最高院工作之前，她几乎在每一次涉及性别歧视的案件审理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她知道，只有法律平等了，女性才能真正平等。
她要用宪法来为女性争取权利。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有一条“平等保护”条款，在此之前，这个条款多用于种族歧视案件，用它来保护人们不会因为肤色而受到歧视。
金斯伯格的目标是，说服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这个条款不仅针对种族歧视，也针对性别歧视。
在当时，这并不容易。
当时最高院的大法官们根本就不认为性别歧视是违宪的问题。
他们也完全不觉得一些针对男女不同的法律规定有啥问题，“都是为了保护女性呀！”
“而且生活中，我对妻子女儿那么好，哪里存在歧视？”
大法官们对男女平权几乎一点概念都没有，金斯伯格只能像个幼稚园老师一样，从零开始，一点点给他们解释。
作为律师，她一共在美国最高法院辩护了6宗争取女权的案件，其中赢了5宗。
她推动的1971年的Reed v. Reed判决，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判决。
当时案子的主角是一对已经分居的夫妻Sally 和 Cecil Reed，他们的儿子去世后，两人都申请要获取对儿子遗产的管理权。
女方申请了没动静，男方申请立马被批准了。
因为根据他们所在的爱达华州的法律规定，在遗产管理人的指定上，男方优先于女方，理由是男方更熟悉商业市场。
在金斯伯格的辩护下，最高院第一次判定基于性别的歧视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
这是他们第一次将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推及到妇女权益保障的案例。
除了这个案子，刚开始金斯伯格帮忙打官司的，大多都是男性。
为什么争取女权，要为男性辩护？
这就是要说她眼里的女权，她认为的女权，其实就是平权，男女平等，女性不会因为性别受到不公待遇，男性也要同样。
“整个法律系统把女人当做’阴’，男人当做’阳’来处理，对于那些顺应性别角色的人进行奖励，对那些违反性别角色的人进行惩罚。”
“这就像一个打在一起的节，你不能只结一半。”
通过帮男性打官司，其实也能暴露出法律对女性的系统性歧视。
1973年的弗朗蒂罗诉理察森案（Frontiero v.Richardson）中，当时的法律规定，只有男性军官可为家属申请医疗津贴，身为女性空军官的弗朗蒂罗却须证明丈夫没有经济能力，才得以申请。
这个法律默认女性就是家庭主妇，需要依靠丈夫，而男性是在外赚钱的人。
金斯伯格一点点说服法官，最后9名法官中8名都站到她这一边，认定军方福利措施不得因性别而有差别对待。
在1975年的Weinberger v. Wiesenfeld案中，Stephen Wiesenfeld的妻子在分娩中去世，他希望可以待在家里照顾儿子，但当他去申请遗孤养恤金时，他发现自己没资格申请，因为只有丧夫之妇才能申请。
虽然看似是在保护女性，其实又是在进一步刻板化女性的角色。
“这又是默认女人要在家带娃，所以没经济能力？”
“为什么男人就因为他是男人就不能领补贴？只是因为性别真的公平吗？”
大法官一听，有道理啊！
于是以8:0的票数宣告差别待遇违宪。
1976年，金斯伯格又把焦点度准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条关于啤酒的法律，其中规定，女性18岁以上就能买啤酒，男性要21岁以上才能买啤酒。
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这个案子又赢了。
虽然看着早几年晚几年买啤酒没啥大不了，但这个案子让任何表面上对男性和女性区别对待的案例，都必须要获得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还大大提高了审查的门槛。
1993年，被克林顿提名任命为最高院大法院后。
金斯伯格也没有停下为女性争取权利的脚步。
1996年，一名高中女生想报考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MI），却被告知VMI从不招收女生。
这是美国最后一个只招收男生的公立学校，案子最终闹到到最高法院，
VMI从历史传统、教育方式等论点出发，强调以培养优秀「公民军人」的VMI，限制招收男性有它的必要性，而且VMI也有成立专收女性的女子领导学院（VWIL），以实现两性平等。
然而，在金斯伯格主笔的判决书中，强调不能仅因性别条件，就否定女性没有接受维吉尼亚学院军事训练的能力和毅力，以性别限制所做的政策，须受到严格的审查。此外，判决也提到VWIL不仅在设备、资源等方面不如VMI，就读VWIL的女性也无法享有VMI优秀传统的名誉，男女依旧不平等，因此宣告本案违宪，成为美国史上性别平等的重要判决。
她不厌其烦陈述自己的观点：宪法并不要求忽视男女之间的差别，但不要诋毁任何一种性别的成员，人为地限制个人的机会。
“任何差别对待，都不得造成或延续妇女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上的劣势。”
靠着这一个又一个的案子，金斯伯格让不易察觉的、将女性视为男性附庸的法律图谋彻底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
“有些看看似保护女性的法律，其实不是在保护女性， 而是把女性囚禁在一个低人一等的牢笼中”。
她通过一个个案子，就像织毛衣一样，构建起女性平权的概念。
「我不要求性别给予我特权，我要求的是人们把他们的脚，从我们的脖子上拿开。」
这就是她眼里的女权。
因为她在争取女权上的贡献，以及她直言敢说的性格， 她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欢，
成了“超级英雄”般的角色。
很多事业成功的女性可能无法得到美满的爱情，但金斯伯格却一辈子都有人在身后默默支持。
那个人就是她爱了一辈子的丈夫。
他俩在哈佛的时候，金斯伯格的丈夫就得了癌症，金斯伯格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兼顾自己的学业，一边忙着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一边还要照顾丈夫。
她为丈夫整理课堂笔记，听他口述，帮他打论文。
硬咬着牙度过了两人的艰难岁月。
而自从金斯伯格开始大放光彩后，他丈夫也给了她200%的支持。
1980年，金斯伯格被总统吉米·卡特任命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丈夫为了支持她，放弃在纽约赚钱多多的律师工作，陪着她搬到华盛顿，
金斯伯格不会做饭，被孩子们禁止进入厨房，丈夫却是厨艺爱好者。
他给全家做饭，还会做些点心让金斯伯格带去法院跟同事分享。
虽然他本身也是非常成功的税务律师，也是乔治城大学的教授，但比起妻子的光环可能还是差了一点，不过，他一点都不会心里不平衡，反而是个妥妥的“妻吹”，随时都在跟别人炫耀自己的妻子有多么优秀，他又多么为她骄傲。
看着妻子取得的成就，他坐在一边嘴角总是止不住上扬。
2010年，Martin不幸再次得了癌症。
在去世之前，他在床头为金斯伯格留了一张纸条：
我最亲爱的Ruth，
“你是我这一生唯一爱过的人，暂时先把父母、孩子们和孙子们放一边。从56年前我们在康奈尔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开始，我从未停止过对你的欣赏和爱慕。我真的很开心见证你一步步走到了法律世界的最顶端。”
Marty”
2010年6月27日，去世前，他跟一个挚友聊天，一改平时开玩笑的样子，很认真地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一直支持Ruth，让她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金斯伯格一辈子都在为其他人奋斗，就算到了80多岁受到癌症的摧残，她也一直坚持，去世之前， 她曾说，希望能熬到换新总统再放手。
现在，她还是早走了一步。
1993年6月14日，在白宫的玫瑰花园，金斯伯格被宣布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第二名女性大法官时。
她说，
“我祈祷自己能达到母亲如果生活在一个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有所作为，女儿可以和儿子一样被珍视的年代本可以达到的高度。”
她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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